近期,從高層重視到地方規劃,京津冀一體化成為中國社會熱詞,這個以首都為核心的經濟圈也被外界解讀為:中國經濟改革新程的“一號工程”。
然而,“城市病”與貧困區並存,利益藩籬與經濟潛力同在,環境危機與發展訴求兩難……京津冀的發展矛盾似乎已是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問題縮影。如今,在問題倒逼與國家戰略下,京津冀“抱團”破題再迎新契機。
人口環境重壓 “大城市病”倒逼京津冀協作
2013年初春,濃重的霧霾多次籠罩京津冀地區,多地PM2.5爆表,讓輿論再次關切治霾的區域協作。同樣在這個春天,“京津冀一體化”話題再度趨熱,面對灰霾的天空和發展的困境,“同呼吸,共命運”的發展關聯度正成三地共識。
在中國區域經濟版塊中,京津冀合作的概念雖提出較早,卻發展滯后,相對於長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內部的發展落差不減反增。有學者曾用“吃不下”“不夠吃”和“沒飯吃”來比喻京津冀三地的發展失衡。
“對於京津冀協作,一直以來河北積極性較高,北京、天津積極性相對較低,而如今,京津越發迫切需要加強區域協作,疏解城市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單菁菁向中新網記者表示,因為人口膨脹、“大城市病”纏身,尤其是不堪負重的北京,正面臨資源環境的倒逼。
專家所說的“迫切感”有著具體的數據支撐。以北京為例,十年前,北京出台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制定的人口規模為1800萬人,但這一數字早被突破。截至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2069.3萬人,伴隨人口激增,土地緊張、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房價高漲等“城市病”日益突出。
“北京已進入危機狀態,天津已達警戒線。”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祝爾娟這樣表述京津兩地人口、環境、資源等綜合承載力。
“特別是北京,城市發展已經碰到天花板,北京的未來,根本出路在京津冀協同。”祝爾娟向中新網記者分析,北京必須通過功能疏解,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尋找發展空間和動力。
今年1月,“城市病”首次寫進北京的政府工作報告,市長王安順在報告中也用了“主動融入京津冀城市群發展”的表述。此外,從動物園批發市場外遷,到設立京津冀治霾“協調處”,北京對於區域協作的主動性也正從口號變為行動。
“京津與周邊的關系正從集聚、吸收轉向疏導、互動,給自己尋找出路,也給周邊提供機會。”祝爾娟說。
“大樹底下不長草”:尷尬的環京津貧困帶
與京津的“減肥”相比,在區域中被外界喻為“沒飯吃”的河北,其對於三地協同有著更為迫切的訴求。
雖然緊鄰北京、天津這兩座中國北方特大城市,並有著東部沿海和環抱首都的區位優勢,但是,長期以來,河北受到京津的輻射作用微乎其微。京津對資源、資本的強吸附作用,甚至導致了“環京津貧困帶”的出現。“大樹底下不長草”成為輿論對河北發展尷尬的一句形象比喻。
2005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首次提出: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河北的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萬貧困人口。
9年之后,當北京自稱“已經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之際,河北省政府在2014年的工作報告中,仍將“環首都扶貧攻堅”作為這個京畿省份的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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