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勝阻解讀十八大報告經濟發展新亮點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8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胡錦濤同志向大會作題為《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報告。會議期間，就十八大報告中有哪些經濟新亮點，記者專訪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辜勝阻指出，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召開的十八大為經濟轉型提供了新設計和新理論，十八大報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設定了體現以人為本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新量化目標，要求將“創新驅動”作為新經濟發展方式的新動力，提出指導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個平等”的不同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理論，以及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四化同步”的新觀點，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辜勝阻認為，報告對既定小康社會目標提出了新的量化。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報告中提出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要實現倍增，這是十八大最大的一個亮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是多次黨代會的既定目標和任務，但對小康社會的量化是各不一樣的。十六大對小康社會的量化指標僅僅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就是要在20年，從2000年到2020年實現GDP翻兩番。由於我們的增長速度超出了預期，在十七大的時候提出了人均GDP翻兩番，量化指標由“總量”改為“人均”。兩次大會均未對居民收入增長提出具體量化目標。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雖然首次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但也未提收入增長具體量化目標。這次十八大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首次明確提出居民的收入要在十年的時間裡實現倍增，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我們要從四個方面理解居民收入倍增的內涵及其意義：一是居民收入不僅要倍增，而且要同“GDP翻一番”同步﹔二是把居民收入作為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體現了以人為本和民富優先﹔三是用十年時間實現居民收入倍增並非不可企及的“高指標”，而是切實可行、容易做到的，是中速增長幅度下的﹔四是在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的過程中，要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次上都存在制約分配公平的缺陷，導致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嚴重失衡。收入分配對消費的影響極其重要。如果“窮人想消費但沒有錢，富人有錢卻不消費”，消費將長期低迷。隻有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改變這種狀態，才能有效擴大消費和擴大內需。所以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溫家寶總理也講到，國務院當前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通過結構性減稅促進小微企業發展，二是調節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

辜勝阻表示，報告揭示了新發展方式的新動力。胡錦濤同志在報告中指出，我們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經濟學認為:創新驅動是相對於要素驅動、投資驅動來講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投入、大量資源消耗和大規模政府投資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但隨著經濟發展方式和要素結構的轉變，原有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優勢開始減弱，“土地財政”無法持續，使得原本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外延式、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是要實現增長動力的轉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通過技術進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創新驅動”，從過度依賴“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轉向靠深化改革來形成“制度紅利”，促進經濟內生增長。這就要求我們要全面整合創新資源，推進技術創新工程，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大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運用高新技術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和傳統產業高技術化，提高產業技術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要充分發揮人才作為第一資源的作用，堅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重大方針，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人才隊伍。要優化創新環境，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加強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擴大科技開放合作，推動開放式創新。

辜勝阻指出，報告提出了指導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理論，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三個平等”的公平競爭，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黨代會都會有市場經濟理論上的重大創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1982年的十二大報告，提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必要的、有益的補充”，1992年十四大提出“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1997年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了對不同的市場主體法律上的“平等”保護和經濟上的“平等”競爭這“兩個平等”，這是所有制經濟理論的又一次飛躍。十八大報告的經濟理論創新是把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定位為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兩隻手”的關系，提出不同市場主體競爭要實現“三個平等”即“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三個平等”的公平競爭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當前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障不同所有制經濟主體“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要打破行業壟斷，放寬民企的市場准入，打破民企准入的“玻璃門”和“彈簧門”，並構建與企業體系相匹配的多層次金融體系，讓各種市場主體能夠公平競爭，擁有平等獲取資源、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機會。明確政府職能，使政府和企業各司其責，讓公平和效率回歸各自的責任主體。要依法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在法律面前平等，依法制定和落實各項制度和政策，依法解決社會利益沖突引發的公平和效率問題。

辜勝阻強調，十八大報告提出了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觀點。此前的黨代會基本都提到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等建設內容，但十八大首次提出“四化”同步的觀點，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是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最具實踐意義的戰略對策。為什麼“四化”要同步發展？為什麼“四化”同步發展對中國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城鎮化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大的潛在內需，也是支撐中國經濟未來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長的最大動力。城鎮化不僅是引發消費需求、帶動投資增長、推動經濟服務化的重要途徑，而且是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實現安居樂業市民夢的重要手段。但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必須建立在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上，以產業為支撐，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協調發展。像巴西2000年城鎮化率就超過了80%，大量的農民在城市沒有工作，聚集在貧民窟，落入“城鎮化陷阱”。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51.27%，但大規模進城的農民工雖然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卻沒有實現身份的轉變，處於“半城鎮化”的尷尬境地。我國還有部分地區出現“農民被上樓”現象，大量土地被征用作為城市建設用地，居住在土地上的農民“被”住進集中建設的樓房，但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並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化。由此看來，城鎮化要與工業化、制造業由大向強轉變相協調，要建立在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基礎上，防止“產業空心化”﹔要與農業現代化相協調，加快城鄉統籌，通過農業現代化釋放更多勞動力，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要與信息化相協調，通過建設智慧城市來提高城鎮化質量，獲取城鎮化發展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