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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中國經濟需要轉制。轉制的過程涉及原來的體系要破壞掉，形成新的體系。新的體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讓新的體制有機會產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體系還沒有形成之前，不能將舊體制完全破壞掉，需要保持整個系統的相對穩定。
陳道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1976年出生，畢業於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要研究方向：貨幣政策、金融改革。參加中財辦、全國政協、全國人大、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組織的多項課題。著有《我國外匯市場改革過程中應注意的若干問題》、《我國資本市場的風險現狀與產生原因》、《正確看待中美貿易差額》、《中國金融戰略2020》等。
師從國務院參事夏斌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兩位名師，但陳道富內斂、謙虛。
“雖然在經濟領域從事了10年的研究工作，但我仍然覺得自己還未完全構架起自己的體系。”陳道富說。
1999年，廈門大學本科畢業之后，陳道富北上求學，歸於著名經濟學家夏斌門下。
科班出身的陳道富拿著在學校學習的理論套用在中國經濟身上，但經常被老師“打擊”。學校學習的理論都是歸納西方經濟的運行規律，思想是可以的，但是結論沒法套用到中國的實際中。跟著夏斌，陳道富學著把在學校學習的框框都打掉，重新建立自己的邏輯體系。
碩士畢業之后，陳道富前往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導師是央行行長周小川。雖然1個學期隻能聽到周小川的兩三堂課，但是站在實踐最前沿的經驗為陳道富打開了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10年的研究生涯，陳道富總結道：對中國經濟的研究者來說兩點很重要，一是了解中國是怎麼樣的，二是學會用西方的方法來分析中國的東西。
在不斷否定和重建的過程中，陳道富不再從概念到概念考慮中國經濟問題，而是直接思考現實問題，去了解內在邏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框架。但這個過程很難也很漫長，隻能用現實來驗証自己的框架是否正確，隻能錯了就改。
陳道富一直堅持到各地調查，因為他相信隻有調查才有發言權。近日，新京報記者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狹小辦公室內採訪了陳道富，此時他剛結束調研回京。
他認為，現在，中國經濟又到了一個關鍵的轉折期。大家都期待莫干山精神，因為那是一次創業的過程，是打破計劃經濟打破大一統的過程。在經歷了30年高速發展后，中國經濟期待著二次創業。
經濟下行會觸發結構調整加速
新京報：經濟數據顯示，三季度我國經濟企穩，這輪經濟調整和2008年有何不一樣？
陳道富：2008年主要是受到外部的猛烈沖擊，這次則是國內外雙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外部需求因為歐債危機持續反復，本以為新興市場國家會保持相對獨立對出口影響有限，但事實是出口下滑速度比大家想想得都要大。
其次，2008年危機時中國經濟尚處於較為活躍的階段，2008年上半年還在緊縮調控，而這一輪調整我國經濟則處在下行階段。
事實上，經過三四年的傳導，2008年危機后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的積極效果在減弱，一些負面效果開始顯現。與此同時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對投資、消費、財政收入的影響開始顯現，政策的后遺症慢慢顯現。
新京報：實質性的調整是指哪些？
陳道富：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僅僅是一個流量上的調整。這具體表現為，實業投資的吸引力持續下降，企業較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部分產能閑置。但尚未看見企業破產，也沒看見大量企業資金鏈斷裂，經濟上的去產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杆還未充分展開。
近期經濟指標間分歧加大，雖然在政府各種政策以及市場觀望情緒中，出現一定的階段底部特征，但經濟增長的基礎相當脆弱，市場信心嚴重不足。經濟的持續下行或預期的變動，都可能進一步觸發經濟自我加速結構調整。
打“強心針”時還需配套其他改革
新京報：近期關於政府再出刺激政策的呼聲漸起，你認為是否有必要？這種刺激政策是否會進一步加大杠杆？
陳道富：關鍵是中國需要什麼？在當前情況下，大規模的政策刺激肯定能發揮作用，但是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果越來越大。
首先，過度需求政策不利於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所需要的存量調整，反而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惡化原有結構失衡，產生擠出、通脹等不良后果。
其次，刺激政策也不足以真正激發社會主體的信心。刺激政策出台，短期內老百姓和企業可能感受到經濟的改善，但是老百姓和企業對未來的預期非常有限。大家都在期待一種制度的變化，期待調整完之后經濟的新一輪起飛。
如果是此時採取一些有效需求的激進改革，可能會發生周期性的調整，但是在沒有結構性調整的背景下，反彈也會非常微弱。
新京報：刺激計劃就是一劑強心針？
陳道富：簡單的打強心針的政策是不夠的，與此同時還需要配套其他的改革。
中國經濟需要轉制。轉制的過程涉及原來的體系要破壞掉，形成新的體系。新的體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讓新的體系有機會產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體系還沒有形成之前，不能將舊體系完全破壞掉，需要保持整個系統的相對穩定。
壟斷行業改革是轉制突破口
新京報：轉制改革已成為市場共識，你也多次提到中國經濟需要轉制，你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和方案？
陳道富：由於中國經濟起步晚，有后發優勢，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經濟一直是“集中資源辦大事”的跑馬圈地擴張模式，包括政府金融機構、財稅體制等，迅速把各個要素整合在一起做事，但是效率並不太兼顧。
這種高投入高產出的增長模式到今天負面效果逐漸累積。比如現在超發的貨幣導致的高房價，由此帶來的房租上漲、商務成本和生活成本逐步上漲。如果按照這樣的軌跡繼續發展的話，難度會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未來的增長機會在哪？需要更加精細化、提高效率、提高產業的集中度來加大分工、降低成本。提高勞動力的技能和工資、提升流程和管理、把不擅長的工種分配出去，分工合作之間的協調越來越多。中國經濟需要進入成本節約、效率提升、分工深化的精細化發展新階段。
結構調整的背后是發展機制的轉變。轉型往往伴隨著動蕩，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
新京報：怎麼“破”，又如何“立”？
陳道富：很多，這些改革千絲萬縷，壟斷行業的改革可能是破局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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