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數”專家:收入倍增是民眾走向幸福第一步

　　編者按：在11月8日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所作的報告中有很多新表述，引發民眾的廣泛關注。十七大的“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變成了“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報告還提出“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無論是“建成小康社會”還是“收入翻番”，顯然都會提升民眾的幸福感。那麼，民眾的“幸福感”取決於什麼？新京報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他曾較早開始對“幸福指數”的研究。

　　“小康”能增加民眾幸福感

　　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就要求用較少的資源和環境代價來使人民接受一種更加科學、合理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從而得到更多的幸福，而這正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新京報：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還提出了“確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包含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擴大人民民主，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等指標，這個目標讓民眾有了新的期待。從“幸福指數”的角度看，你怎麼看？

　　程國棟：十八大報告我看了，整體上是向民生傾斜的，提出的目標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從社會反應看，民眾對“收入倍增目標”反響最為強烈，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物質基礎(具體就是家庭收入)與每個人都密切相關，按照民間的說法，有了錢未必就幸福，但沒有錢一定不幸福。所以，收入倍增目標的提出，是民眾走向幸福的第一步。

　　新京報：2005年兩會期間，你提交了一份題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認為國民幸福有六類構成要素：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和環境保護。這些要素在十八大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目標。

　　程國棟：其實提法是什麼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執政黨提出的目標和措施，是否符合科學發展觀，是否符合民眾的期待。關鍵是能讓民眾在各個方面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而不是有所偏頗，像以前那樣對GDP的依賴。因此，報告在具體的目標上，是很有遠見的。從“四位一體”到“五位一體”，把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上來。我的研究領域側重資源與環境，對這方面體會更深，民眾需要的不僅僅是收入，還有健康的環境，能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如果經濟上去了，其他方面沒有齊頭並進，還很難說是幸福。

　　新京報：此前，不少地方都把“幸福”作為施政目標。據不完全統計顯示，全國至少18個省(市、區)明確提出了“幸福社會”的概念，而去年的數據則顯示，已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幸福城市”。今年國慶期間，央視關於“你幸福嗎”的同題採訪，更是引發社會熱論。如果問你，你怎麼回答？

　　程國棟：這個問題，我真不好回答，需要知道對方問的是哪方面，這個問題越具體越容易回答，越籠統反而沒法回答，你是問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還是哪方面的？

　　應該說，個人幸福是個人對生活的評價，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國民幸福總值可定義為一個國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可以疊加個人幸福總值，來量化幸福總值。

　　以人為本的發展，其第一要義就是要把發展的目的歸結到人。

　　英國哲學家休謨曾說：“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於獲得幸福”。所以，發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人民的幸福。這一終極目標是全面、協調的，因為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實現需要物質基礎、政治保障、精神支撐和社會和諧，需要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之間的協調。這一終極目標也是可持續的。因為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層次的，財富越多未必幸福就多。

　　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就要求用較少的資源和環境代價來使人民接受一種更加科學、合理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從而得到更多的幸福，而這正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新京報：現在也有“痛苦指數”“焦慮指數”的說法。

　　程國棟：在我國，改革開放帶來物質財富的極大增長，可是它帶給民眾的壓力也不容忽視。公民心理壓力過大，社會焦慮程度高，恐懼、郁悶、無安全感將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心態。工作、房子、醫療和小孩教育是公民最擔心的幾件事情，而持續增長的GDP不但沒有緩解這些問題，更增加了這種群體的焦慮。

　　“幸福”要以生活質量為核心

　　個人幸福是個人對生活的評價，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國民幸福總值可定義為一個國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可以疊加個人幸福總值，來量化幸福總值。

　　新京報：作為科學家，你的研究領域集中在凍土領域，“幸福指數”似乎與你的研究沒有什麼直接關系，是什麼機緣讓你從2004年就開始關注這一問題？

　　程國棟：我是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在資源、環境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數據和信息，就發現這些數據反映的現實情況觸目驚心，背后則是經濟發展與社會人文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尤其是過去的二三十年，中國的GDP以平均9.3%的高速度增長，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應該進行深刻的反思。

　　新京報：問題出在“GDP崇拜”？

　　程國棟：對，因為GDP可用於診斷一國(一地區)的經濟運行情況，被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但是GDP不衡量社會成本，不衡量增長的方式以及增長的代價，不衡量效益、質量及國民的實際財富，不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不衡量分配、公平和貧富差距。因此，不適當地應用GDP，將經濟發展等同於經濟增長，將經濟增長等同於GDP的增長，並將GDP作為中國經濟的第一指標，來衡量民眾是否幸福，就會產生十分嚴重的后果。

　　新京報：你所說的“嚴重后果”指什麼？

　　程國棟：GDP高速增長之后，在資源、環境領域，都出現了嚴重惡化的傾向，相關的社會事件屢見不鮮。在社會領域，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失衡臨界點，進入了國際公認的警戒區。由此，引發的社會沖突與上訪事件逐漸升溫。所以，我想到用“幸福指數”來修正“GDP主義”。

　　新京報：“幸福指數”這一問題是怎麼由來的呢？

　　程國棟：“幸福指數”的全稱是國民幸福指數，又稱國民幸福總值，簡稱GNH。最早是由不丹國王提出，並成為第一個代替GDP的國家。GNH測量的是人們的幸福感，是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作為一種補充GDP的現代化理念，正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

　　新京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趨勢？

　　程國棟：完備的國民幸福目標，能將發展的觀點真正集中在有實質意義的事物上，避免發展政策忽略一些極端重要的議題，如過分強調經濟的重要性，而對環境和社會問題重視不夠。建立完備的幸福的社會目標的過程非常復雜，可以組織由各學科專家組成的專家組，闡述與國民幸福有關的問題，並將這些與公眾充分交流，從而確定為人文發展的目標。

　　新京報：從你提交“幸福指數”提案到現在，已有七八年了，外界對“幸福指數”的關注也越來越突出，多數圍繞兩點：一個是評價體系是否科學、是否客觀，一個是在具體的操作中，會不會出現“調控數字”，出現“被幸福”的現象。而現在不少機構都會發布相關的幸福指數，你怎麼看公眾的這兩種擔憂？

　　程國棟：你說的這些現象，我也注意到了，這也是我這兩年沒有再研究這一問題的一個原因。一來，我有自己的專業領域需要研究﹔二來，現在研究“幸福指數”的人員和機構太多了，一方面固然凸顯這一話題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存在魚目混珠的現象，特別是誤用“幸福指數”，導致“被幸福”現象。

　　“政績觀”左右“發展觀”

　　政績考核標准十分關鍵，對各級官員起著重要的約束作用和激勵作用，左右著官員的政績觀。政績觀決定工作的思路和方向，有什麼樣的政績觀就有什麼樣的發展觀。

　　新京報：據了解，國民幸福指數評比在國外都是非官方的，算一家之說，能從某一個側面比較各國的情況。而在中國，多數由統計局等政府機構來主導，你認為合適嗎？

　　程國棟：“幸福指數”的測量，更多還是由第三方獨立機構去做比較好。現在確實存在這個問題，但是短時間內還很難改變。因為現在的配套條件還不成熟，像對社會組織的市場化培育，新聞出版空間的釋放，都有待進一步發展。

　　新京報：去年年底，日本內閣公布一項國民幸福指數測算試行方案，旨在通過一系列指數去衡量經濟數據所無法體現的國民幸福感。根據試行方案，這些用於衡量民眾幸福的指數一共有132個，主要分為三大類：社會經濟環境、身體和精神健康，以及家庭和社會關系。類似的方案能給中國提供哪些借鑒？

　　程國棟：不丹國王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新京報：其他國家有什麼經驗？

　　程國棟：不丹的實踐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正在研究“幸福指數”。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MDP)，考慮了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日本也開始採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福總值(GNC)，更強調了文化方面的因素。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獎的美國心理學教授卡爾曼和經濟學家聯手正致力於“國民幸福總值”的研究。

　　新京報：不少地區和城市都提出了“幸福XX”的執政目標，並且范圍逐步擴大，現在隨著“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幸福指數”的導入，能提供哪些借鑒？

　　程國棟：這種趨勢是好的，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第一步，但是，由於理解不同，操作方式也大相徑庭。因此，建議國家組織有關部門研究制訂一套“國民幸福指數”的評價體系。一、監控國家經濟社會運行態勢，了解民眾的滿意度，這有利於變“賣方市場”為“買方市場”，有利於變上級對下級的評價為納稅人對官員的評價，充分反映民意，弘揚民主﹔隨時發現問題，找到主要矛盾，及時解決問題。須知，國家的長治久安，最終系於人民是否幸福快樂，安居樂業。

　　二、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標准。政績考核標准十分關鍵，對各級官員起著重要的約束作用和激勵作用，左右著官員的政績觀。政績觀決定工作的思路和方向，有什麼樣的政績觀就有什麼樣的發展觀。如果不能用科學的政績考核標准衡量各項工作，再科學的發展觀也會在執行過程中變形。

　　所以，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國民幸福指數”(GNH)能成為與GDP一樣重要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評價標准。

　　- 訪談嘉賓

　　程國棟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蘭州分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2004年，他和同事啟動了《建立中國國民幸福生活核算體系的構想》的研究課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在2005年兩會上提交了一份題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