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需要深度破題

    城鄉居民收入的過於失衡，不僅是中國貧富差距懸殊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會直接導致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乏力——正基於此，12月22日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今后一段時間，農民收入至少應與城鎮居民收入同步增長，並力爭超過。”

　　盡管，從表面上看，近4年來中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已初顯成效，城鄉居民收入差已從2009年的3.33，漸次縮小為2010年的3.23、2011年的3.13、以及2012年的3（預測值），但是，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值卻仍呈持續放大之勢、其收入落差仍處於3倍上方，不僅表明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還處於改革開放以來高位，而且與發達國家1.5倍、發展中國家2倍左右的城鄉收入落差相比，中國當下則更是明顯高企。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除改革開放初期、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及近4年外，城鄉居民收入差近乎均呈逐年擴大的態勢，其間，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從1980年的2.50起步，既有過1983年1.70的和諧低點，更有過2009年3.33的懸殊高點。

　　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過於失衡進行辯析，我們會發現，城鄉居民收入失衡在不同階段，其關鍵成因亦不盡相同。以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持續放大的1984—1994年和1997—2009年為例，1984—1994年具有主觀直接的特征，其關鍵成因是早期工業化發展必須以抑制農產品價格為代價，通過對農產品價格的持續抑制，補貼支持當時工業化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政策對農產品價格的抑制、以及對工業品價格的支持，是當時決策層主動的政策訴求，而由此所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的逐年放大，亦是這種政策訴求的直接后果。

　　而與1984－1994年相比，1997－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的持續放大，則具有客觀間接的特征，其關鍵成因是這一階段工業經濟佔比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陸續啟動國企改革、銀行業改制、住房改革等啟動之后、尤其是2001年我國加入WTO之后，我國工業經濟（以及第三產業）得已迅猛發展，而農業經濟與之相比卻明顯遜色，與此同時，此階段我國農村雖然大量向城市（以及鄉鎮工業）轉移剩余勞動力，但勞動技能的明顯偏弱必然會造成收入的相對偏低，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這一階段在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政策扶持力度針對“三農”逐年加大之下，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卻持續放大。

　　雖然，在不同階段，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過於失衡的成因不盡相同，但是，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遠甚於國際水平，已經明確表示此種狀況的不可持續性，因為城鄉居民收入差的持續失衡，不僅會造成社會整體貧富的過於懸殊，從而加劇社會階層的沖突，而且難以真正激發更廣泛民眾的消費潛力，從而無益於經濟結構的轉型。

　　剛剛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力爭農民收入增速超城鎮居民”的正式提出，表明決策層加大力度推進“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已經指日可待。但是，與之相比，我們更期待，決策層能夠通過深度破題，在戶籍制度以及要素資源等方面給予農村居民真正的結構性公平，如此才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更為根本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