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觀察：特斯拉熱與中國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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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招商官員很久沒有這麼興奮了：23日上午，特斯拉位於浦東金橋的直營4S店揭牌，有望帶動新能源汽車關聯產業向上海集聚。盡管公眾隻看到了8輛Model S轎車和略顯孤獨的充電樁，但是“特斯拉”將其中國首秀選擇在上海，留給外界許多想象空間。正如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鐘曉敏所說，特斯拉和上海之間還將有“推進合作的動作”。

同渴望引入投資的官員一樣興奮的還有中國股民。這兩天，與新能源汽車關聯的多支股票交易活躍，“中國聯通”更是受到與特斯拉的合作傳聞影響，在4月22日盤中觸及漲停。從官方、業界、媒體到資本市場，一股“特斯拉”熱席卷而來。自“史蒂夫•喬布斯”之后，Elon Musk和他的“特斯拉”有望成為下一個在中國受到追捧的西方商業故事，即便這家公司尚未實現盈利。

相信媒體不日就將思索，中國的Elon Musk在哪裡？中國的“特斯拉”什麼時候下線？而這恰折射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一個問題：在進入WTO十三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許多中國企業的產品附加值依然有限。與全球化的公司相比，中國企業尚不具備輸出技術、品牌、商業模式乃至公司價值的實力。

即便小米公司多次宣稱自己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手機”﹔但任正非坦言：“一台手機賺30塊，算什麼高科技，高水平！”（和國內公司相比，蘋果在2013年豪取了全球智能手機市場87.4%的利潤。）

經濟發展≠金錢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創造了歷史性的發展奇跡。近20年來，國內企業相繼走出國門砥礪前行，參與國際間競爭和並購，中國金融、能源、汽車、電子、互聯網企業登上國際舞台。

但是，國內企業躋身世界500強的同時，其生產優勢還集中在規模效應和成本控制上。在創新和高附加值領域，和國際競爭者尚有不小差距。一段時間以來，經濟發展被簡單的等同於規模增長。在不少在企業眼裡，發展等同於規模擴大、市值增長。

“金錢發展”的背后，是對人口紅利的充分消費，以及環境與社會所支付的高昂成本。與此同時，企業片面追求規模而忽視產業內部的升級與跨產業間的升級，亦嚴重制約中國經濟升級轉型空間。

求規模還是求增長質量和發展潛力？這不僅是政府面對的問題，也是企業的現實思考。

2008年，為了一紙漂亮財報，聯想1億美元出售了手機業務。因為這筆交易發生在移動互聯網大潮萌動之初，故而被業界公認是聯想自成立后所作最糟糕的決定。一年多后，聯想又不得不掏出2億美元將其贖回。

力求擴大規模，聯想並購了IBM的PC業務，在2010年至2013年間逐漸攀升至出貨量全球第一。但在擴大規模同時，其PC業務利潤率在業界排名卻一直很低。2012年Q4，聯想僅獲得全球PC市場6%的利潤，而蘋果卻以5%的市場佔有率坐收全球PC市場45%的利潤。同期，戴爾和惠普的PC利潤也都比聯想高。

亞洲開發銀行估算顯示，一部手機的成本約為190美元，其中多數被美國、日本、韓國賺取，負責組裝的中國企業隻得到了6.5美元。而為了這6.5美元，中國企業家艱辛守業，還要面對國內日趨走高的勞動力成本。就在這個月，國內大型家電企業格蘭仕和格力爆出勞資糾紛，這不是孤立的事件。

如果規模不能帶來轉型，那麼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使得中國企業家手裡僅有的6.5美元被進一步削薄。中國公司會逐漸感受到，巨大的規模有一天也會變成巨大的負擔。

與地方政府曾經追捧的“GDP排名”一樣，國內企業也經歷了熱衷“500強排名”、“市值排名”的階段。似乎企業規模大了，“升級”和“轉型”就不那麼急迫。直到蘋果的商業故事在國內大紅大紫，企業家才喊出“一台手機賺30塊，算什麼高科技”﹔直到中國的人口紅利在2010年出現拐點，國內企業才發現技術儲備和發展模式不足以維持較高的利潤。

“特斯拉”進入中國之際，國內企業留給資本市場的想象空間依然是“誰會為特斯拉建設充電樁？”這樣的國際分工，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嚴重不符，與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潛力嚴重不符，與中國企業轉型升級的需求嚴重不符。

企業家的困惑和挑戰

然而創新轉型的道路從哪裡來？面對生存壓力，多少企業能夠保持創業之初的銳意進取？

如果轉型僅僅是從OEM、ODM到OBM，那麼這樣的轉型帶給企業的獲利並沒有理論上那樣多。企業家們兢兢業業，卻隻賺到190美元中的6.5美元，並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縮水。於是，企業家開始尋找另一種形式的“轉型”，其中的一些“探索”值得反思：

在實體經濟利潤率下滑的背景下，有的企業大舉殺入房地產，有的則拋出所謂的“國際化”戰略，有的則憧憬“淡馬錫模式”躍躍欲試。

個別民營企業的“國際化”戰略有待商榷：通過投資渠道，企業家將真金白銀布局海外，在中國留下一個債務重重的殼公司。這種“走出去”甚至演化成固定模式：從開曼群島到百慕大，中國財稅官員的地理知識不斷豐富。

仔細觀察全球產經，每一個世界級的公司，都會有一個中國故事。而國內企業的中國故事難道就剩下“走出去”一條路可走？

國內企業界出現“泛投資化”跡象也需要引起關注。風險資金和股權投資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越來越多的企業脫離實體經濟，甚至拿從銀行貸款來的“生產資金”用於金融投機，炒作“比特幣”等等。折射出企業家對於實體經濟缺乏創業動力。

企業家的困惑，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挑戰。

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初，外貿出口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紡織輕工行業。如今，電子和裝備制造在其中所佔的比例不斷攀升，而這些行業對勞動生產率的要求更高，產業升級和變化更快，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更上層樓。

經過36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坐標得到前所未有提升。但是當前面臨瓶頸：一方面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空間有限，風險很大。另一方面企業家的創業活力大不如前，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排列難以上升，綜合成本的提高又使企業利潤被不斷削薄。

增長動力衰減，經濟結構扭曲，升級轉型道路艱難——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中再探中國經濟的世界坐標

1978年，我國將經濟改革確立為改革的主線，隨后在1992年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設立為目標。在中國加入WTO以后，人口紅利得到釋放，舉國進入“脫貧致富”的高速發展時期。

比較優勢決定了經濟體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如果說1978年以來的改革，挖掘了中國勞動力和成本的優勢﹔那麼2013年起航的新一輪改革將要釋放出中國什麼樣的潛力？本輪改革能否為中國經濟尋找到新的世界坐標？

多名學者指出，即便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但是相較其他經濟體，當前中國主要優勢主要在於：政治穩定、改革紅利、創新和消費潛力。

中國政治穩定、社會有序，這是中國相比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最大優勢，也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扎實基礎。

中國勞動力受教育程度顯著提高，現代化程度不斷推進。新一輪改革將使得中國的經濟制度、司法環境、資本市場體系日趨完善。自上而下的改革共識與改革實踐，將再一次為經濟注入活力，是當前中國最大紅利。

2013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6600美元，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的22倍。解決溫飽問題之后，中國改革路線正從“以經濟改革為主線”鋪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在調結構、穩增長的同時，將“促進社會公平”、“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改革的落腳點。以此為契機，撬動內需市場，是支撐中國經濟創新轉型的最大潛力。

今天，中國隻能從一台手機裡賺到6.5美元，中國企業僅能從“特斯拉”的產業布局中分食“充電樁”的蛋糕。面對這樣現實，中國企業既不會固步自封，也不應妄自菲薄。

回望1978年，很少有人預見中國會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盡管當前，“中國硅谷”仍然及不上“美國硅谷”﹔“雷布斯”們賺的比“喬布斯”少﹔中國制造還沒有實力為“特斯拉”安上引擎。但是改革所激發出的市場活力，使得中國和任何一個新興經濟體都有所不同，其內在潛能所散發出的光芒甚至不是其他“金磚國家”所能比擬。

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所指出：“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1978年，國內人均GDP僅有300美元。彼時，國民經濟基礎更差，參與全球競爭的壁壘更厚。回望歷史、洞察當前，我們又有什麼樣的理由不以更大的魄力和勇氣，向改革的深水區邁進，在全球化的版圖中為中國經濟尋找新的坐標？

《金台觀察》專欄是由人民網財經研究院的研究團隊及外部專家聯合撰寫的短篇評論，提供具有洞察力的關於中國經濟、商業趨勢的解析。投稿或有關於文章的任何意見請聯系cy#(換成@)peopl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