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2月17日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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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旦自己或是供应商的工厂因污染环境遭到抨击，高涨的民众意识和网络舆论不会放过企业的任何疏漏。环保人士的涌现给中国战胜公害带来了一线光明。
“你的工厂向河流排放污水。如果没有整改的意思，我们将停止合作。”
“请容我解释。我们不是不想整改。在这个月内一定会采取措施……”
松下在中国大约有5000家一级供应商向其提供部件和材料。设在上海的采购部门的办公室每年都会围绕环境污染问题与众多供应商进行这种严肃的对话。
松下通过反复与环保方面的非盈利组织交流，彻底核查供应商并对自己的工厂进行环保管理
松下是从2012年开始对供应商是否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严格核查的。一旦查明企业明知存在污染却无动于衷，便不再与其合作。
对供应商的核查利用的是中国环保方面的NGO（非政府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制作的污染企业和工厂数据库，也就是污染企业的黑名单。该数据库中收录了中国政府公布的10万家企业的13万条污染信息。
与松下合作的5000家供应商中，2012年约有100家列在黑名单上。采购人员逐一确认这些公司的污染情况和应对措施，与没有整改的5家企业取消了合作。2013年，“上榜”的企业减少到了30多家。另一方面，热衷环保的企业则可以享受到优惠的合作条件。
松下为何要坚持核查这5000家企业的污染情况？这还要从之前吃到的苦头说起。
从采购结构入手防范污染
时间回溯到2007年3月。在当时的社长大坪文雄的号令下，松下确定了以环保为主轴在中国开展营销的方针。长年掌管环保部门的荒井喜章（现任环境和品质中心环保推进组组长）到北京走马上任。他上任的第一个大的任务，是为6个月后开展的活动做准备，届时将邀请几百位中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到场，发布“中国环境贡献企业宣言”。
刚到北京，荒井就接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提醒：“有环保组织说松下是污染企业。”当时，IPE向媒体公开了黑名单，《南方周末》的报道称“松下等5000家企业给中国的环境造成了污染”。
这条消息说的是几年前的事情，松下自己的工厂因为工人操作失误，排放了污染物。之后污染已经停止，松下也采取了应对措施。
可现在正是松下准备大力推动环保之时，遇到了被媒体炮轰的事态，无疑是给荒井浇了盆冷水。他赶忙去找IPE的掌门人——马军。
荒井强压着紧张，告诉对方“名单上的污染信息是几年前的事情，污染已经消除，我们也采取了措施”，要求对方将松下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对此，马军提出的条件是采取措施防范再犯、接受NGO的第三方审查。荒井当场就答应了条件，开始重新审视工厂的排水防污措施。
之后，荒井与马军又进行了多次对话。时间来到了2007年8月，距离环境活动还有1个月。松下成为第一个成功从庞大的黑名单上“下榜”的企业。
IPE公布的IT行业33家品牌企业的环保措施排名中，松下一直高居日本企业之首。
回顾当时，荒井表示，“这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疏漏也有可能致命”。他同时也了解到，环境污染正在逐渐成为中国业务的一个巨大风险。从生产到采购、销售，松下之所以在各个环节都彻底推行环保措施，与意识的转变不无关系。开篇介绍的供应商审查也是由此而来的一项活动。
IPE从2006年成立之时就开始制作黑名单。最初曾与污染环境的中国企业接触，但没有取得成效。这是因为“治理环境会导致成本增加，会输给竞争对手”，多数中国企业对警告都充耳不闻。
于是，IPE筛选出大约80家黑名单上榜企业产品的购买方，也就是外资等跨国企业，转向了公开污染信息，号召消费者罢买的“强硬路线”。马军解释说：“我们认为，如果购买方把环保作为采购的条件，中国的供应商也会采取行动。”
2011年，IPE的活动把矛头指向了苹果在中国的采购，通过撼动苹果，一举扬名世界。如今，已经有三十多家跨国企业把IPE的黑名单作为选择供应商时的参考。从2013年秋季开始，IPE还与迅销集团展开了对话。
发达国家战胜公害的历史，必然伴随着民众意识的提高。意识提高后，就会涌现出像马军这样的维权领袖，向企业和政府挑战，提出治理污染的要求。中国的环保NGO正在慢慢增加，估计现在已经有几百家。
但是，在中国，媒体也受到政府的控制。与政府和国有企业作对揭发污染甚至有可能搭上性命。
熟知中国市民运动的日本鸟取环境大学副教授相川泰说：“在严格的限制中，马军想出了传播信息的方法。”IPE的黑名单之所以以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为依据，是让政府手下留情的一条妙计。
除了马军之外，还有一位环保人士全身心地投入到环保事业中，他就是为揭露“癌症村”而奔走了15年之久的霍岱珊。
“淮河卫士”的功绩
1998年，曾在河南某地方报纸当摄影师的霍岱珊发现，在淮河一个支流附近有个村庄，几乎所有家庭都有癌症患者。
执着于“癌症村”问题长达15年的霍岱珊被称作“淮河卫士”
淮河是仅次于黄河、长江的中国第三大河。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造纸厂和皮革染色厂如雨后春笋，在淮河及其支流流域不断涌现。多数工厂都将有害物质排放到河里，原本清澈的河流逐渐变成了漂着死鱼的臭河。
要求违规工厂整改的请求石沉大海，遭遇工厂施压也不是一两次的事。但霍岱珊顶住压力，与伙伴们一起，一次又一次向地方政府上书。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霍岱珊通过活动强烈认识到，在地方，当地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如果不带动政府采取行动，就解决不了问题。
转机出现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CCTV）报道了霍岱珊等人的活动。在看到节目后，一位居住在大阪的中国人工程师给他寄来一封信，信里的一句“污染水只要经过严格的处理就可以饮用”令霍岱珊等人眼前一亮，他们按照这位工程师所说，试制出了由过滤膜等零部件组成的净化装置。
效果立竿见影。喝了净化水的鸡健康地下了蛋，听闻这一消息，周围居民也开始给家畜喝净化过的水。之后，通过改进，又在净化装置上运用了可分解有机物的微生物等新技术，第二年，也就是2005年，符合人饮用标准的净化装置大功告成。
霍岱珊便开始在周围的村庄免费安装净化装置，每台数万元的费用全是他自掏腰包。迄今为止共安装了28台，让1.8万人喝上了放心水。“在喝上了净化水的村庄，新患病的癌症患者的发生率已经大幅减少”。现在，人们称霍岱珊为“淮河卫士”。
最近，许多地方政府都对净水装置表示出了兴趣。
对于曾经在重压下开展活动的霍岱珊来说，政府致力于环保是从未有过的好机会。中国的市民运动迎来的一线光明或许将成为战胜公害征程上迈出的一大步。
中国爆出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很久，但百姓意识的转变则是最近的事情，契机始于2011年的“PM2.5事件”，以及污染水等有害食品问题。因为曾经遥远的环境问题变成了百姓自己的问题。
北京郊外有个沙河水库。2013年12月上旬一个寒冷的早晨，七八位北京市民来到这里，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污染水库的“犯人”。大家一边聊着“浑浊得像是黄河”、“水这么脏，候鸟都不来了”，一边沿着湖边查看排水口。
这是环保NGO绿家园（发起人：汪永晨）每周六举办的“乐水行”活动。每周都会参加活动的小李说：“现在的北京绿色越来越少，这也不利于健康。到这里来参加活动能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天气好的时候，每次活动都有二三十人参加。参加活动的既有退休者、农民，也有艺术家。大家都感受到了相同的危机：在经济增长的背后，污染会越来越严重。
环保人士的涌现，也显露出了中国社会深层“发展比环境更重要”的思路开始发生变化。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也要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百姓看待污染企业的目光将会越来越严厉。（未完待续，作者：山根 小雪，上海支局 坂田 亮太郎，宫泽 彻，日经技术在线！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