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縮小收入差距需要“四改革一調整”【2】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出路是保障公平

　　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從來都是經濟、社會、政治體制和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與反映，一般不存在獨立的收入分配制度。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平不能就收入分配本身找出路，而是要從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體制、政策根源上著手。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問題不能本末倒置，根本出路不是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窮人所得等常規手段，而是提倡和保障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起點公平、機會公平、過程公平，恢復並維持改革開放前期社會階層之間的高度流動性。這就需要深化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特別是教育制度和社會精英培養選拔制度的改革完善，公開透明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的建立。

　　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是下大力氣實現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在全國范圍內的均等化，為起點公平創造條件。這是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戰略性問題。個人稟賦差異是導致收入分配差異的基本原因。提高每個人的素質，縮小個人稟賦差異是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最為重要的努力方向。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的角度看，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但是，目前此項工作進展緩慢，基本停留在口號層面。基本公共服務應該包括教育、醫療衛生、科技、文化、司法、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內容。應該借鑒最低工資制度的做法，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家財力，確定一個切實可行的全國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標准，並採取強有力措施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教育、醫療衛生、科技、文化、司法、公共安全等每一個領域都要分門別類，分別制定相應的統一標准，並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定期調整。發達地區和城市可以在全國統一標准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執行符合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財力狀況的更高的基本公共服務標准。中央政府重點幫助落后地區和廣大農村盡快達標。

　　發展針對未成年人的公共教育、醫療衛生、科技、文化事業，對於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保持和提高社會階層流動性，永葆社會活力尤為重要。這是最為重大的扶貧工程、民生工程。我們一定要從經濟社會事業全局和長遠角度發展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中小學教育事業，大膽按照東部地區的先進標准超前推進，把縮小中小學教育文化和健康差距作為縮小城鄉差距、縮小地區差距進而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戰略舉措強力推進。如果財力不夠，寧願暫時壓縮其他方面的經費支出甚至其他領域的西部大開發、農村扶貧攻堅等事項的支出。隻要這些基本公共服務能實現均等化，保証貧困家庭出身的孩子也能方便地享受到較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能夠提高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質，那麼，這些孩子長大成人后，就能在個人稟賦上縮小與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的差異，從而在收入分配上改變貧窮的代際循環，增加社會階層流動性。

　　目前農村地區九年制義務教育政府投入依然不夠充足，對教育部門的管理不夠規范有效，學生家長實際教育費用支出仍然很大。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學前教育、高中階段學校收費急劇上升，許多地方甚至接近和超過大學收費。這些亂象都極不正常，不利於教育事業發展和國民素質普遍提高，不利於從根本上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我國是個富有尊師重教、崇尚知識傳統的國家，歷代對教育事業都堅持有教無類的指導思想，政府盡可能為全體人民包括低收入家庭和弱勢群體提供低廉、便捷的教育服務。高等教育也不能不顧國情盲目模仿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的做法，大大增加居民家庭的教育費用負擔。需要政府投入兜底的，政府應該切實負起責任來，而不是盲目實行市場化、產業化，把責任推給居民家庭。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必須深化改革

　　消除非法收入，確保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要求黨政切實轉變職能和工作作風，真正做到管住、管好自己人。這是目前階段最易見效、又最易緩和社會對收入分配不公不滿情緒的做法。加快和深化黨政管理體制改革，科學設置機構，規范黨政職能，改善黨政治理，認真履行職責，改變權責不對等、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監督的狀況。嚴肅綱紀，認真進行反腐敗斗爭，確保執政隊伍清正廉潔，在任何時代，對任何社會制度的國家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基本的執政能力。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規范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我們需要用鐵的紀律保持黨的純潔性，大幅度提高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公信度，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黨化解包括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在內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執政能力。

　　同時，加快和深化國有企業及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新的國資監管體制已經運行10年，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檢討國資監管哪些地方比國資委成立之前效果更好，哪些地方尚不到位甚至還有退步，及時調整完善。現實中仍然普遍存在黨政駕馭市場經濟能力偏弱的現象，許多黨政機構和領導干部仍然習慣於借助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實現自身經濟意圖，而不是面向全社會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調節、引導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結構優化工作進展較慢，思想認識存在模糊甚至錯誤的地方。不規范交易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仍然較為嚴重。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還很不完善，與人有關的改革進展緩慢，有以兼並重組代替體制改革的傾向。國資監管不到位，力度不夠的情況較為常見，對事和對人的監管尤其空泛。

　　當前我國市場壟斷大部分屬於行政壟斷，由市場力量自發形成的壟斷暫時還不多見。這些領域已經普遍成為個人收入畸高行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關系國計民生並非是實行行政壟斷和國有制的正當理由。針頭線腦、服裝鞋帽等都關系國計民生。黨政應該學會利用經濟手段實現公共目標，尊重、敬畏市場機制。目前存在的行政壟斷必須打破。行政壟斷和自然壟斷相交織的領域應該堅決消除行政壟斷，能市場化的環節必須市場化，不能市場化的自然壟斷環節，政府監管一定要到位，工資標准、人員配備、成本核算、產品和服務價格、利潤分配等都要在政府嚴密監控下制訂實施。我們現在認定的基礎行業和關鍵領域，絕大多數都可以實現市場化，也都不是自然壟斷。打破行政壟斷並不必然意味著要拆分現有大型國有企業，相當一部分通過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改革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和用人制度、利潤分配制度，加強政府監管和市場公平競爭，降低行業准入標准，消除行業准入障礙，就能達到目的。比如具有自然壟斷特征的電網公司，隻要政府監管到位，內部體制機制理順，全國合並為一張網、一家電網公司是最合適的。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礎上，適當加大二次收入分配調整力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完善所得稅制度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開征房產稅、遺產與贈與稅等都是可以考慮的努力方向。需要指出的是，這隻能確保低收入群體基本生存權利，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不應該給予太大期望，更不能將其作為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的工作重點。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不是追求簡單的結果公平，不是要重新搞平均主義。我們首先要承認、尊重、保護個人稟賦差異和財產差異及由這種差異產生的收入分配差異，由此才能激發全社會奮勇爭先、拼搏創新的積極性和活力。在此前提下，我們要努力縮小個人稟賦差異，提升所有公民創造財富、獲取收入的能力，縮小、消除個人之間創造財富和獲取收入時的起點不公、過程不公，確保弱勢群體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