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從強調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轉向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11月12日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全會公報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與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相比,這是中央文件首次將市場作用的表述調整為“決定性”。《人民日報》在11月13日《讓改革旗幟在中國道路上飄揚》的社論文章中表示,“這是《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
對市場作用表述的升級,鮮明地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也更加明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有利於進一步激發經濟的發展活力,契合“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
廣義的“資源”包含了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等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物質條件,按照配置方式的不同,可以劃分為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三個類型。所謂配置方式的不同,主要就是圍繞著調整和改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進行的。配置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著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成功實現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釋放了潛藏於十幾億人口中的巨大發展能量。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水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又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此前,在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影響下,我國主要是通過社會的統一計劃決定資源的配置。由於否定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市場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微觀經濟的活力也被抑制。
1978年,工作重點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轉移,成功開啟了我國進入經濟體制改革的新時期。不過,回顧此后35年來的改革,尤其是在社會資源配置中,對於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我國也經歷了一個摸索的過程。
改革從簡政放權、培育市場關系開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強調價值規律、經濟規律的作用。此后幾年,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我國的農業、工業、商業逐步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開始競相迸發活力。
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增強,1993年,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新經濟體制基本框架中,首次明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提出要培育和建立市場經濟的四大支柱,市場主體、市場體系、 宏觀調控體系和法制體系。
“基礎性作用”,由此進入了中央文件,在經過數屆三中全會的繼承與深化之后,已經成為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快速有序開展的新動力,並經受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考驗。
這一時期的成果,應該包括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開始形成﹔計劃、財稅、金融之間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在抑制通脹、擴大內需的實踐中逐步完善﹔有效規范市場主體和政府行為、維護市場秩序的法律體系迅速建立。
簡政放權、促發經濟活力的改革還在繼續。2013年是改革開放的35周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20周年,完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10周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以“決定性”來概括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其中的重大理論意義毋庸置疑。
當中的要義不難理解。現階段,我國正從高速換擋進入中高速增長,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期,作為“黃金平衡點”,一個合理區間內的穩定增速必不可少。而在過去35年改革中,簡政放權、培育市場對經濟活力的刺激作用有目共睹。
圍繞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新的要求,提出在經濟體制改革中,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基礎。這意味著,建設與完善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也將加速。對此專家也表示,使市場能夠發揮作用,同時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兩者不能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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