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富民強國新目標啟程【4】

史無前例的挑戰

在指出“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的同時，胡錦濤同志強調中國“也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張軍擴看來，我國人口規模比世界上現有的56個高收入國家的全部人口之和還要多出3億多。如此規模的人口進行現代化，相當於把過去一兩百年來世界范圍的現代化歷程在中國重演一次，而我們既不具有它們早期發展所具有的相對寬鬆的國內資源條件和環境容量，也不可能像它們那樣通過開拓殖民地掠奪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

對於中國而言，一方面，在能源和水資源等資源約束增強的同時，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新壓力也不斷加大﹔另一方面，我國現代化正趕上世界范圍新一輪的廣泛工業化、城市化浪潮，使我們面對的競爭壓力史無前例。顯然，這些約束對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已經構成了巨大影響。

張軍擴說，包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內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階段性戰略目標，就是從現在起再經過10∼20年的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社會邁進，為本世紀中葉完成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打下堅實基礎。“未來14億多人口的巨型規模經濟體，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

“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鄭新立具體分析說，2011年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距離世界銀行提出的高收入國家與中等收入國家12000美元的分界線，尚差6600美元，正處於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難爬坡過坎階段。

近現代以來，世界范圍內，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是，絕大多數國家在現代化起步階段進展都相當順利，並很快實現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此后的發展便出現明顯分化：少數國家成功地將發展進程延續下去，並最終實現了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如日本和韓國﹔而相當多的國家卻陷入了長期的停滯、徘徊，遲遲難以實現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如拉美的阿根廷、智利，亞洲的印尼、泰國、菲律賓等。世界銀行把這種現象概括為“中等收入陷阱”現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國現代化實踐”時作過講解的張軍擴，為本刊記者解析了其中的謎團，“在后發國家追趕型現代化的過程中，從低收入社會向中等收入社會的轉變，與從中等收入社會向高收入社會的轉變，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過程，面臨不同的環境，需要的發展模式和體制保障也大為不同。”

“在前一個階段，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發展主要依靠低成本、成熟技術等后發優勢，這時對經濟體制好壞的要求不高，隻需要基本的政治社會穩定就能夠啟動工業化的進程，並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當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僅之前的許多比較優勢會發生變化，比如低成本優勢等，也會面臨更加復雜的政治、社會環境，比如老百姓政治訴求提升等。”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過一個著名論斷，不論是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還是亞非拉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表明，“現代化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則滋生著動亂。”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現代化過程必然伴隨著利益格局和社會成員相對地位的變化，需要始終把握和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由於我國現代化進程具有的特殊性，面臨的矛盾更為復雜，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任務更顯重要。

張軍擴認為這一點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發展階段來講，我國正處在收入快速增長，同時收入差距和社會矛盾也不斷增多的時期﹔二是我國是一個人口和地域大國，發展的不平衡使得利益關系問題更加突出﹔三是我國現代化進程同時伴隨著體制改革的過程，二者交織一起，使利益格局調整的過程異常復雜﹔四是我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發達國家在較長時期完成的任務，使得我國現代化過程同時存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矛盾、工業化進程中的矛盾以及后工業社會中的矛盾，而這三種矛盾在發達國家則是不同時期相繼發生的。

從各國經驗看，張軍擴認為，跨越“陷阱”的關鍵，是要實現兩個方面的創新和轉變，一是增長動力的創新，即從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動的增長轉變為創新驅動的增長﹔二是社會管理的創新，以有效協調利益關系，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實現不了這兩個方面的創新和轉變，現代化進程就會停滯甚至逆轉。大多數掉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是在這兩個方面出了問題，過不了這個溝坎，沖不出這個瓶頸。”

“實現這兩個方面的創新和轉變絕非易事，因為它們對體制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他看來，有些國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過不了體制和發展模式創新這個關，“從這個意義上講，轉變發展方式並不是當前中國所獨有，而是后發國家在其現代化過程中必然會面臨的挑戰，也必須要跨過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