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富民強國新目標啟程【7】

新十年“化蛹為蝶”

吸引張軍擴注意力的是，經過34年的發展，雖然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后發優勢正在逐步減弱，但在新階段新形勢下，我國又有了一些新的后發優勢。“在新一輪技術革命蓬勃發展和快速傳播的背景下，由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所決定，我們利用高新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具有比其他國家有利的條件。”他具體分析說：

一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具有增長空間大、成本較低的優勢。發達國家在傳統產業領域已經形成了大量的生產能力，而其市場則相對飽和，需求增長的空間小、速度慢，在進入新的技術和產業領域時，往往需要大規模淘汰舊的生產能力，面臨大量沉沒成本的壓力。而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國內市場需求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增長迅速。這使我們有條件“直接用新技術來滿足新增需求”，而不像發達國家那樣必須大量淘汰現有生產能力。

比如，為了滿足我國快速增長的電力需求，我們既可以直接採用超超臨界技術建設100萬千瓦的發電機組，以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環境污染，也可以在經濟性允許的情況下直接採用最新光電轉換技術和風能技術建設電力設施﹔為滿足我國城鄉建設對鋼材的大規模需求，我們可以集成當代先進技術，建設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型鋼鐵企業﹔為了滿足城鄉居民迅速增長的對家庭轎車的需求，我們也有可能在技術和成本條件允許時，直接採用最新技術生產節能環保汽車。

同時，國內潛在市場巨大，有利於新產業的成長及其規模化發展，積累產業發展的經驗，快速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有利於迅速回收投資成本，縮短新技術應用周期，推動技術以更快的速度進步。

另一方面，與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又具有技術和生產能力的明顯優勢。我國不僅在一些新技術、新產業領域接近世界前沿，甚至在若干領域與發達國家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具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人才儲備和研發能力。而且，由於我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制造業生產能力，使得我們具有更強的將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

“這些條件有可能使我們在一些新的技術和產業上與發達國家並駕齊驅，還可能局部領先。”張軍擴認為，即使面對歐美發達國家正在新技術革命和再工業化上發起強烈的競爭挑戰，“隻要我們充分利用我國國內潛在市場規模大的有利條件，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並選擇一些具有優勢的技術和產業領域進行重點突破，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業，就能推動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

因此，在一個已經規模空前且積累了豐富物質和體制優勢的現代化基礎上，鄭新立認為開啟未來新十年的黨和國家領導層，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向更高階段，需要破解四方面緊迫的具體現實挑戰：

其一，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釋放消費需求潛力。大幅度地調整需求結構，實現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舉措，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首要任務。適當降低投資率，提高居民消費率，以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為前提，對收入分配體制進行改革。如果能在“十二五”時期把居民消費率提高10個百分點，就相當於每年有5萬億元左右的商品由用於投資和出口轉變為用於居民消費，不僅會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而且會使廣大居民的消費水平有一個較大幅度提高。

其二，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釋放資本潛力。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應按照國務院關於鼓勵民間投資“新36條”的規定，允許民間資金發起設立各類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機構，同時配套推進建立地方性監管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實行利率市場化四項改革。我國外匯儲備已達3.2萬億美元，使用得好，可以成為我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增長的強大支撐。

其三，強化激勵機制，釋放技術創新潛力。重要的是通過鼓勵增加技術研發的投入，使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當前重點是要在國有企業中建立技術研發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干和帶動作用。大學也應當成為科技創新的基地，培養創新型人才。

其四，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釋放勞動力潛力。引導和鼓勵土地向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公司等新型經營主體集中，加快把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二、三產業。經過30多年的努力，農業已轉移出兩億多勞動力。未來20年如能再轉移出兩億，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就有可能接近二、三產業的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將趨於均等化。

如果能在這四方面實現質的突破，鄭新立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就能再保持20年或更長時間，“到2025年，我國人均GDP將比2010年再翻一番半，達到12000美元，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健君王仁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