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機會公平這個詞,還真有點意思。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現實的社會幾乎不可能是機會公平的。
從一個時點上看,不同的家庭總會有富有和貧窮之分,職業無貴賤?那是騙小孩的玩意。何況除了這些和收入直接相關的因素之外,家庭成員的構成、家庭的規模甚至家庭所在的地理位置等,都可能導致其成員在社會中機遇不同。所以要實現機會公平,除非我們能統一進入到同一地理空間、同一社會結構、同一社會傳統等,即消除各種人身稟賦之外的所有其他可能影響未來發展的因素的差異,才可能實現。但這現實嗎?總是聽到一些人鼓吹,完美的市場是機會公平的,這倒不是假話。因為完美的市場在一系列嚴格的假定下,的確是公平的。但如果存在這麼嚴格的假定條件,完美的計劃也同樣是公平的。這種內在的等價性早就被經濟學家所証明。
我們不可能有一個完美的市場,當然也不可能有一個完美的計劃。現實的社會總是從機會不公平的起點開始展開,真正的意義在於,如何通過公共政策的設計和執行來盡量弱化或者消除那些可能影響到機會公平的因素。隻有認識到現實中不可能存在機會公平,才使得公共政策的關鍵作用凸顯出來。可惜我們對於公共政策研究的投入相對少很多,究其原因,在於其他一些熱門領域研究可以動口不動手,而公共政策必須動口又動手。也就是說,公共政策研究沒辦法閉門造車、紙上談兵,隻能親臨實踐,走街串巷。這對研究者的責任心要求要高很多。這大概是現在從事經濟學學習的國內年輕學子很多不願意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原因吧。
但對於年輕學子而言,自身卻是機會不公平的受害者。我們身處其中,卻不願意付出自己的智力去探究個中緣由。畢竟公共政策研究更多地具有公共利益色彩,很難給自身帶來名氣和利益。比如各種公司願意請一個經濟學家去講宏觀經濟形勢,但肯定不願意請一個經濟學家去講如何反貧困。而政府官員很多都認為自己更懂社會現實,從而看不上書齋裡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這就使得公共政策研究者多了種悲情。相比較宏觀經濟學家而言,公共政策研究者似乎受到歧視了。如果這樣看問題,就顯得有點不專業。因為別人也可以反駁說,公共政策研究的投入或者產出相對更少,從而受重視程度相對較低是很自然的事情。看到沒?又一個機會公平問題。有些人會說,社會給了所有經濟學家同等的機會,對經濟學家而言,機會是公平的,所以收益之差別也就是公平的。這種邏輯隨處可見。但真的機會公平嗎?
就經濟學研究而言,通常一個領域的流行會影響甚至決定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受歡迎的程度。比如每次經濟危機出現,宏觀經濟學家會空前受到歡迎﹔而當社會陷入了沖突,則公共政策研究者會開始唱主角。由此可見,機會對於每個研究者而言也不都是公平的。當你現在開始學經濟學的時候,如果你要立志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但又想揚名立萬,選擇未來某個可能會火的領域就顯得至關重要。所以經濟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潮流,哪個地方油水更多,來研究的人就會多,你隻要看經濟學家扎堆的地方,通常就是油水多的地方。問題是,這樣叫科學研究嗎?但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責備經濟學家?因為對經濟學家的發展而言,機會原本就是不公平的。在這一前提下,人們試圖通過投機來套利,從而試圖降低自己所認為的不公平機會所帶來的結果差異。這是人之常情。
我們總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譴責那些利用潛規則獲得機會的職場女性。這是隱含地假定了職場上機會均等。假如在一個職場上機會均等了,那麼男女有著公平的發展可能,最后發展得好壞完全取決於男女自身的努力水平和天生的稟賦條件。因而,發展結果的差異是大家能夠容忍的。問題是,職場上男性和女性會有平等的發展機會嗎?顯然不太可能。從大學畢業生開始找工作那一天起,女性就已經深刻體會性別的差異。在同等條件下,甚至條件很不等的條件下,男性的機會要遠多於女生。從用人單位的角度講,據說是因為女性要生育,會耽誤時間,從而影響生產率。這個結論很是荒謬。女性又不是年年生育,能耽誤多少時間?假如一個能干的女性通過高生產率可以在短期內彌補生育假期所帶來的產出缺口,那麼生育時間對於一個組織的產出等於沒有影響。根本的問題還是出在性別歧視上。歧視的原因很復雜,這裡不多談。但歧視的現象則實實在在有,而且還挺普遍。
當就業市場以及職場上性別歧視無處不在的時候,一個女性試圖要獲得至少和男性同等的發展機會,顯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如果一個女性不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就可能動歪腦子,試圖走捷徑。這也就是常說的潛規則。所以,潛規則的出現首先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職場性別歧視問題。隻有先解決這個性別歧視,才能談得上道德的譴責。這就和前面所講的很多經濟學家愛趕時髦、喜好名利一樣,這些經濟學家的投機不見得是道德層面的問題,而是對經濟學家市場的機會不公平的一種自然反應。想想看,為什麼現在整容、各種增高法子很流行,還不就是因為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容貌和身高歧視麼?假如不存在這些歧視,人們有何必花那麼多心思去整個面目全非的自己?所以,別動不動說別人喜歡臭美,要責備,就去責備不均等的機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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