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尋中國企業家精神  （上篇）【12】

　　今年12月13日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為配合公祭日活動，最近，有關歷史專家編寫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南京教育系統明確將其作為南京市中小學必修性地方課程。
　　　　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很像是一個名詞解釋，數字和事件也隻有寥寥數筆的簡述，很難讓人感受到血與火的悲情。這樣的歷史記憶，注定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警示價值。而民間關於這場大屠殺的表達，零散又錯亂，無法傳遞出歷史的真實理性。
　　　　這些年，日本一次次修改歷史教科書，不斷淡化那次屠城的血証，屢屢傷害中國人的情感，這都給如何記憶那段歷史提出了新的要求。現在，南京將公祭讀本變成中小學必修課，無疑是一次重要的文化選擇。
　　　　對青少年開展專史教育是早就成為國際慣例，比如，以色列就要求小學三年級以上必須接受大屠殺歷史的相關教育。令人尷尬的是，在中國，很多中小學生關於抗戰歷史的記憶與認知，都被抗戰“神劇”固化了自己的思維和判斷。諸如“手撕鬼子”的八路軍戰士、風流倜儻的抗戰特工、長相猥瑣的日本軍官……這樣的故事和形象嚴重扭曲歷史真實，讓嚴肅的歷史增添太多流俗，弱化著歷史教益警示的價值。
　　　　歷史必須記憶，必須以最理性最合適的方式來記憶。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抗戰史中一曲慘絕千古的悲歌，更是需要以真實、客觀、理性的方式進行記憶。從這個意義講，為這段歷史記憶重建文化倫理，還原細節真實，厘清價值意義，就是一種公共責任。讓國家公祭讀本成為中小學必修課，則是補齊歷史記憶這重要短板的重要一步。
　　　　很顯然，公祭讀本之所以值得期待，是因為它不同於歷史教科書。讀本可以提供更為翔實的歷史資料，可以對展示對歷史更加負責的鮮明態度，來與青少年的閱讀能力形成最好的對接。當然，這套名為《血火記憶》、《歷史真相》和《警示思考》的公祭讀本，到底能不能讓中小學生走出對歷史蒼白的記憶，成為他們的信史，來幫助他們成長為更加理性文明的國家公民。接下來，既要考查公祭讀本的內容質量，也要考驗傳授者的呈現能力。
　　　　“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對這樣一個擁擠而繁榮的城市，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所發生過的一切。”南京大屠殺的記錄者張純如曾這樣說過。在今天，必須讓生活在這座現代大都市的孩子們懂得，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深埋著冤魂，人類文明在那一刻曾經進入到暗無天日的地帶，人性倫理在軍國主義的野蠻暴力下可以淪陷到極致地步。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就要全面考驗著我們如何以文化來記憶歷史的能力，如何選擇敘述災難的話語方式，如何梳理和提煉著出更加理性的歷史價值。
　　　　在歷史教科書之外，在國家公祭讀本之外，接下來，還應該有更多能夠提供清晰記錄和價值警示的好作品。畢竟，歷史記憶不可能隻靠“官方”來書寫。事實上，全世界記錄納粹極權罪惡的最好作品，很多都是個體記錄，都是証人聲音。比如，維克多·克萊普勒《我會作見証》、安妮·弗蘭克的《女孩日記》、凱爾泰斯·伊姆萊的《船夫日記》、埃利·威瑟爾的《夜》以及普利摩·利瓦伊的《如果這是一個人》，就影響著無數人。
　　　　隻有對南京大屠殺進行更有力量的記憶，那場大災難的遇難同胞才能被以更好的方式來紀念，南京這座城市也才能應該像奧斯維辛集中營那樣，成為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一塊共同的哭地。這意味著，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不能再停留於過去那種碎片化的語言，切割式的記憶，表態式的呼喊，也不能簡單固守在官方話語體系的僵硬框架。記憶“南京大屠殺”，同樣需要寫出像羅森塔爾那樣的名作——《奧斯維辛沒有什麼新聞》。遺憾的是，記錄“南京大屠殺”最有影響的《拉貝日記》，作者也只是在中國經商的德國人約翰·拉貝，由此，不禁要拷問，是因為我們丟失了相關話語空間，還是沒有這樣的表達能力？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當代史，都是現實中的人們寫給未來的歷史。現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讓這個時代對歷史記憶前進了一步，希望這樣的一小步，能夠推進文化對歷史記憶的一大步。關於歷史的記憶，注定需要更多有價值的讀本，這也注定隻能由我們每個人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