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2月17日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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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一旦自己或是供應商的工廠因污染環境遭到抨擊，高漲的民眾意識和網絡輿論不會放過企業的任何疏漏。環保人士的涌現給中國戰勝公害帶來了一線光明。
“你的工廠向河流排放污水。如果沒有整改的意思，我們將停止合作。”
“請容我解釋。我們不是不想整改。在這個月內一定會採取措施……”
鬆下在中國大約有5000家一級供應商向其提供部件和材料。設在上海的採購部門的辦公室每年都會圍繞環境污染問題與眾多供應商進行這種嚴肅的對話。
鬆下通過反復與環保方面的非盈利組織交流，徹底核查供應商並對自己的工廠進行環保管理
鬆下是從2012年開始對供應商是否存在污染環境的行為進行嚴格核查的。一旦查明企業明知存在污染卻無動於衷，便不再與其合作。
對供應商的核查利用的是中國環保方面的NGO（非政府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制作的污染企業和工廠數據庫，也就是污染企業的黑名單。該數據庫中收錄了中國政府公布的10萬家企業的13萬條污染信息。
與鬆下合作的5000家供應商中，2012年約有100家列在黑名單上。採購人員逐一確認這些公司的污染情況和應對措施，與沒有整改的5家企業取消了合作。2013年，“上榜”的企業減少到了30多家。另一方面，熱衷環保的企業則可以享受到優惠的合作條件。
鬆下為何要堅持核查這5000家企業的污染情況？這還要從之前吃到的苦頭說起。
從採購結構入手防范污染
時間回溯到2007年3月。在當時的社長大坪文雄的號令下，鬆下確定了以環保為主軸在中國開展營銷的方針。長年掌管環保部門的荒井喜章（現任環境和品質中心環保推進組組長）到北京走馬上任。他上任的第一個大的任務，是為6個月后開展的活動做准備，屆時將邀請幾百位中國政府官員和媒體到場，發布“中國環境貢獻企業宣言”。
剛到北京，荒井就接到了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提醒：“有環保組織說鬆下是污染企業。”當時，IPE向媒體公開了黑名單，《南方周末》的報道稱“鬆下等5000家企業給中國的環境造成了污染”。
這條消息說的是幾年前的事情，鬆下自己的工廠因為工人操作失誤，排放了污染物。之后污染已經停止，鬆下也採取了應對措施。
可現在正是鬆下准備大力推動環保之時，遇到了被媒體炮轟的事態，無疑是給荒井澆了盆冷水。他趕忙去找IPE的掌門人——馬軍。
荒井強壓著緊張，告訴對方“名單上的污染信息是幾年前的事情，污染已經消除，我們也採取了措施”，要求對方將鬆下的名字從名單中刪除。對此，馬軍提出的條件是採取措施防范再犯、接受NGO的第三方審查。荒井當場就答應了條件，開始重新審視工廠的排水防污措施。
之后，荒井與馬軍又進行了多次對話。時間來到了2007年8月，距離環境活動還有1個月。鬆下成為第一個成功從龐大的黑名單上“下榜”的企業。
IPE公布的IT行業33家品牌企業的環保措施排名中，鬆下一直高居日本企業之首。
回顧當時，荒井表示，“這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國，即便是一個小小的疏漏也有可能致命”。他同時也了解到，環境污染正在逐漸成為中國業務的一個巨大風險。從生產到採購、銷售，鬆下之所以在各個環節都徹底推行環保措施，與意識的轉變不無關系。開篇介紹的供應商審查也是由此而來的一項活動。
IPE從2006年成立之時就開始制作黑名單。最初曾與污染環境的中國企業接觸，但沒有取得成效。這是因為“治理環境會導致成本增加，會輸給競爭對手”，多數中國企業對警告都充耳不聞。
於是，IPE篩選出大約80家黑名單上榜企業產品的購買方，也就是外資等跨國企業，轉向了公開污染信息，號召消費者罷買的“強硬路線”。馬軍解釋說：“我們認為，如果購買方把環保作為採購的條件，中國的供應商也會採取行動。”
2011年，IPE的活動把矛頭指向了蘋果在中國的採購，通過撼動蘋果，一舉揚名世界。如今，已經有三十多家跨國企業把IPE的黑名單作為選擇供應商時的參考。從2013年秋季開始，IPE還與迅銷集團展開了對話。
發達國家戰勝公害的歷史，必然伴隨著民眾意識的提高。意識提高后，就會涌現出像馬軍這樣的維權領袖，向企業和政府挑戰，提出治理污染的要求。中國的環保NGO正在慢慢增加，估計現在已經有幾百家。
但是，在中國，媒體也受到政府的控制。與政府和國有企業作對揭發污染甚至有可能搭上性命。
熟知中國市民運動的日本鳥取環境大學副教授相川泰說：“在嚴格的限制中，馬軍想出了傳播信息的方法。”IPE的黑名單之所以以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為依據，是讓政府手下留情的一條妙計。
除了馬軍之外，還有一位環保人士全身心地投入到環保事業中，他就是為揭露“癌症村”而奔走了15年之久的霍岱珊。
“淮河衛士”的功績
1998年，曾在河南某地方報紙當攝影師的霍岱珊發現，在淮河一個支流附近有個村庄，幾乎所有家庭都有癌症患者。
執著於“癌症村”問題長達15年的霍岱珊被稱作“淮河衛士”
淮河是僅次於黃河、長江的中國第三大河。從80年代中期開始，造紙廠和皮革染色廠如雨后春筍，在淮河及其支流流域不斷涌現。多數工廠都將有害物質排放到河裡，原本清澈的河流逐漸變成了漂著死魚的臭河。
要求違規工廠整改的請求石沉大海，遭遇工廠施壓也不是一兩次的事。但霍岱珊頂住壓力，與伙伴們一起，一次又一次向地方政府上書。之所以要這樣，是因為霍岱珊通過活動強烈認識到，在地方，當地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如果不帶動政府採取行動，就解決不了問題。
轉機出現在2004年。中央電視台（CCTV）報道了霍岱珊等人的活動。在看到節目后，一位居住在大阪的中國人工程師給他寄來一封信，信裡的一句“污染水隻要經過嚴格的處理就可以飲用”令霍岱珊等人眼前一亮，他們按照這位工程師所說，試制出了由過濾膜等零部件組成的淨化裝置。
效果立竿見影。喝了淨化水的雞健康地下了蛋，聽聞這一消息，周圍居民也開始給家畜喝淨化過的水。之后，通過改進，又在淨化裝置上運用了可分解有機物的微生物等新技術，第二年，也就是2005年，符合人飲用標准的淨化裝置大功告成。
霍岱珊便開始在周圍的村庄免費安裝淨化裝置，每台數萬元的費用全是他自掏腰包。迄今為止共安裝了28台，讓1.8萬人喝上了放心水。“在喝上了淨化水的村庄，新患病的癌症患者的發生率已經大幅減少”。現在，人們稱霍岱珊為“淮河衛士”。
最近，許多地方政府都對淨水裝置表示出了興趣。
對於曾經在重壓下開展活動的霍岱珊來說，政府致力於環保是從未有過的好機會。中國的市民運動迎來的一線光明或許將成為戰勝公害征程上邁出的一大步。
中國爆出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很久，但百姓意識的轉變則是最近的事情，契機始於2011年的“PM2.5事件”，以及污染水等有害食品問題。因為曾經遙遠的環境問題變成了百姓自己的問題。
北京郊外有個沙河水庫。2013年12月上旬一個寒冷的早晨，七八位北京市民來到這裡，他們的目的是尋找污染水庫的“犯人”。大家一邊聊著“渾濁得像是黃河”、“水這麼臟，候鳥都不來了”，一邊沿著湖邊查看排水口。
這是環保NGO綠家園（發起人：汪永晨）每周六舉辦的“樂水行”活動。每周都會參加活動的小李說：“現在的北京綠色越來越少，這也不利於健康。到這裡來參加活動能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天氣好的時候，每次活動都有二三十人參加。參加活動的既有退休者、農民，也有藝術家。大家都感受到了相同的危機：在經濟增長的背后，污染會越來越嚴重。
環保人士的涌現，也顯露出了中國社會深層“發展比環境更重要”的思路開始發生變化。在中國的日本企業也要更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百姓看待污染企業的目光將會越來越嚴厲。（未完待續，作者：山根 小雪，上海支局 ?田 亮太郎，宮澤 徹，日經技術在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