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2月11日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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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他，是在北京某公寓的一個雅致的房間裡。在氛圍宛如IT風險企業的辦公室裡，十幾個年輕人對著各自的電腦。這裡是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的辦公室。在中國的環境非盈利組織中，IPE恐怕是最具世界影響力的一家。
領導IPE的馬軍給人的印象是安靜、沉穩。但隻要一說到企業活動造成的環境污染，他的眼睛中就會投射出銳利的光芒。環境非盈利組織，在中國生存十分艱難。盡管如此，在馬軍的身上，依然散發著不迎合政府和企業，與之挑戰的氣概。
中國環境NGO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馬軍 （攝影：Go Takayama）
馬軍成立IPE是在2006年。在非盈利組織受到諸多限制的中國，踏實開展活動的馬軍或許是把自己的人生交給了這項事業。在成立IPE之后，他首先著手編制了“中國水污染地圖”。也就是全面匯總中國政府公布的水質污染信息的數據庫。現在，數據庫中共記錄了約10萬家公司的13萬條污染信息。
而讓跨國企業感到震撼的，不是數據庫。而是IPE公布的“污染企業排名”。
IPE當初曾經要求污染數據庫中的問題工廠做出改進，但沒有取得所希望的效果。原因是“治理污染會導致成本上漲。使企業輸給競爭對手”。於是，馬軍把目光對准了發單方，也就是大企業。
污染數據庫包含的10萬家企業大多都是承接大企業外包業務，在中國進行生產活動的。當時，工廠排放廢水中的重金屬引發兒童中毒症狀的情況已經引發社會問題。馬軍於是首先把目標對准容易造成水質污染的機電、IT企業，以及服裝企業，確定立了約80家發包企業。
IPE向這80家企業寄去了公開信。然后對是否回復、是否了解供貨商的環境污染情況、有沒有要求供貨商作出改善、是否構筑了綠色供應鏈等項目逐一進行評價，排定了企業的名次。IPE的工作人員每天都與企業聯系，根據最新情況對排名作出修改。
馬軍之所以公布企業排名，著眼點放在了“抵制運動”上。消費者可以根據排名，作出“不購買在生產過程中污染環境的商品”的選擇。
在2010年IPE公布的IT企業排名中，主要29家跨國企業悉數上榜，美國蘋果獲最差排名。
聽說在當時，蘋果對IPE的公開信保持了沉默。理由是“採購渠道是企業機密”。
IPE對蘋果展開了猛攻。通過發布題為《蘋果的另一面》的報告，詳細介紹了蘋果使用的部件和材料供應商在中國的污染環境情況。
在IPE的窮追猛打之下，蘋果終於與IPE展開了對話。開始調查部件供應商是否存在污染環境問題。現在公開的IT企業排名中，蘋果已經由最差躍升到了最佳。IPE撼動蘋果的戰績轟動了世界。
在日本企業中，鬆下從IPE剛剛成立的2007年就開始與之交流。在日本企業之中，鬆下現在依然排名最佳。
轉變消極態度的優衣庫
與蘋果一樣，迅銷起初也態度消極，在受到點名批評后才慌忙應對的。
馬軍透露，“迅銷當初一直沒有對應”。轉變態度是IPE在2013年11月發布針對服裝行業的報告之后。2013年底，IPE與迅銷一起開了電話會議。IPE將自己所掌握的供應商環境污染信息和污染數據庫的使用方法傳達給了迅銷。
2014年1月，IPE接到了迅銷的中國供應商有關改善環境污染的報告。馬軍微笑著說：“迅銷終於開始行動了”。
IPE開創的這項活動是為了使綠色供應鏈在企業中扎根。如今，已經有大約40家環境非盈利組織響應IPE的號召，組成了名為“綠色選擇聯盟”（GCA）開展活動。
“公害訴訟”困難，中國面臨的苦惱
馬軍等環保人士的涌現為解決中國嚴重的環境問題送來了一線光明。這從世界各國戰勝公害的歷史也可以得到印証。
以日本最初的公害事件“足尾銅山礦毒事件”為例，對於足尾銅山排放含有重金屬廢水的行為，田中正造展開了不懈的斗爭。維權斗士在世界各國為戰勝公害創造了契機。
但中國的形勢不容樂觀。中國與日本有一個巨大的差別。與日本相比，中國存在一個致命問題就是：公害很難通過大規模訴訟得到解決。
在日本，“水俁病”、“痛痛病”等公害訴訟促使了政府採取行動。1967年，“新潟水俁病”的受害人起訴了向新潟縣阿賀野川流域排放有害物質的昭和電工。之后公害訴訟不斷，源頭企業接連敗訴。日本國民的反公害運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傳遍了全國。
日本的訴訟審判遵循先例原則。源頭企業在公害訴訟中敗訴后，新的公害訴訟會將該案例作為參考。正因為如此，企業會在公害審判中不斷敗北。
1970年的日本臨時國會俗稱“公害國會”。在這屆國會中，日本政府修改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大幅調整了過去“經濟先於環境”的方針。由此可見，起訴源頭企業是使日本走出“公害地獄”的一個開端。
反觀中國。中國的審判制度是每個市和省獨立審判。舉例來說，受害者在A省起訴源頭企業並且勝訴。但判決的結果不會影響到B省的審判結果。
“市和省有各自的法院，不會做出對當地不利的判決”（知情人士）。
中國也有把通過公害訴訟改善環境污染作為宗旨的環境非盈利組織。其代表是成立於1998年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中心主任由在大學執教法學的王燦發擔任。
中國允許成立環境非盈利組織是在1992年地球峰會召開之后。峰會召集世界各地的非盈利組織舉辦研討會。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參加這樣的會議是應盡的義務。但是在地球峰會召開之時，中國還沒有參加會議的環境非盈利組織。
在地球峰會之后，中國政府放開了對於成立環境非盈利組織的限制。打破了與中國政府步調一致的官方非盈利組織獨霸天下的格局。王燦發成立的非盈利組織稱得上是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非盈利組織。
《日經商務周刊》2月3日刊“中國污染恐慌”專輯中介紹了霍岱珊揭露淮河水質污染造成癌症村的情況。從1990年代末就開始活動的霍岱珊也是第一代環境非盈利組織的創辦者。在信息傳播存在諸多限制的中國，揭露污染狀況的活動難如登天。
熟悉中國維權活動的鳥取環境大學副教授相川泰解釋說，“按照中國的審判制度，以訴訟為切入點的王燦發進展緩慢。霍岱珊這樣的維權人士雖然喚醒了民眾的環保意識，但很難為政府的接受。就是在此環境下，馬軍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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