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2月08日08:47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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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日本的贸易收支出现创记录的69273亿日元逆差。因核电站停止运转而导致火力发电燃料进口增加是最大因素。日本政府在能源政策方面摇摆不定很可能会成为“安倍经济学”的软肋。
“又被行业巨头找到了软肋”
2012年年底，日本核能管制委员会（NRA）指出，东北电力公司东通核电站厂区下有活断层，因此，尽快重新启动该核电站变得十分困难。得知此事后，一位大型贸易公司天然气负责人不由得发出了叹息。
目前，日本的贸易逆差正持续增大。1月24日发布的2012年贸易收支数据显示，入超达69273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其背后的原因不仅在于对中国及欧盟的出口低迷，而且还有核电站停止运转导致火力发电燃料价格居高不下。作为日本主力燃料的液化天然气（LNG）2012年进口额超过6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4％。由于政府要扭转当前的日元升值势头，因此，液化天然气的采购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能源成本的居高不下还将促使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估算结果显示，如果今后企业转向海外生产以及燃料进口增加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在2020年前后，日本经常项目收支也转而出现逆差的可能性很大。国债的消化将不得不依赖于海外资金，财政将陷入危机状况。
要想避免这种事态，依靠贸易政策等完善竞争环境，以及解决电力供给危机是当务之急。
熟悉日本天然气业界情况的能源分析师石井彰指出：“日本最大的弱点是没有掌握谈判的筹码。”目前日本的采购形态是对中东及东南亚出产的传统型天然气依存度较高、小批订单较多。在这种形态下，在签订合同时无法充分发挥谈判能力。
东京燃气向“煤田”出资
虽然非常规型天然气的代表“页岩气”通过技术革新已开始踏上商用的发展轨道，但从美国进口页岩气预计最早也要到2016年～2017年。不仅是页岩气，如果能够拥有多种采购途经，就能够提高谈判能力。
企业也在为实现采购分散化而进行着努力。2011年，日本东京燃气公司取得了澳大利亚“煤田”的权益。作为一家供气企业，该公司并不打算将煤炭进口到日本，而是通过提取附着在煤炭上的甲烷生产非常规型天然气“煤层气”（CBM），并将之进行液化，然后进口到日本。
尽管全世界的关注还集中在页岩气上，但全球煤层气储量推测也高达约为376亿吨液化天然气当量。这相当于日本400多年的进口量，而且据说开发成本相当低。
东京燃气提出了一个计划，从2015年开始，将每年进口120万吨、相当于该公司使用量1成的天然气。预计该公司生产的煤层气将是日本首批进口的非常规型天然气。东京燃气原料策划主管部长棚泽聪表示：“我们希望实现（天然气进口）地区及种类的多样化。”
如果电力公司不能在短期内降低成本，电价将会进一步蹿升，很可能加速日本国内相关产业的空洞化。因此，日本各电力企业及经济界期望的是新建及增建煤炭火力发电站。
煤炭火力发电的燃料费为平均每千瓦时约4日元，为石油的四分之一，为液化天然气的一半以下，十分便宜，方便作为夜间也能运转的基础电源加以利用。2012年5月日本供需验证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显示，因核电站停止运转，2012年度的燃料费可能增加约3.1万亿日元，但煤炭的采购费仅增加1000亿日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一位官员指出：“煤炭进口增加对贸易收支产生的影响比起液化天然气相对要小。从进口地来看，政局稳定的国家居多，地缘政治学的风险较小。”在普遍认为核电站重新启动十分困难的现状之下，持有 “煤炭牌”之后，购买海外液化天然气时进行谈判将变得容易，并且有望产生降低采购成本的效果。
在加快提高发电部门效率和降低成本的东京电力在“综合特别业务计划”中明确写道，关于预定在2019年度～2021年度投入运转的260万千瓦火力发电站，将实施从外部采购电力的招投标。东京电力在今年2月中旬就开始进行招投标准备工作。
但时至今日，却出现了明显反对招标的动向。日本环境省打着二氧化碳减排的旗号提出了异议。
“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环境省的存在意义之一就是减排二氧化碳，而煤炭火电对减排工作有着非常大的负面作用。”在今年1月15日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上，日本环境大臣石原伸晃对东京电力计划的招标表示了强烈担忧。
环境大臣极力反对煤炭火力发电
煤炭火力发电的问题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多。排放量是石油火力发电的约1.3倍，是天然气发电的约1.8倍。政府相关人士指出：“对于自诩在日本国内地球变暖对策讨论方面起表率作用的环境省而言，新设煤炭火力发电站等行为极为愚蠢。”
环境省的“煤炭火力发电不可取”态度已非常明确。虽然在2006年和2010年也有过新建计划，但最终皆因环境大臣的反对而中止。自2009年德山公司获得增建许可后，就再没有煤炭火力完成环境评估。
据相关人士透露，关于15日石原的发言，环境省的行政负责人曾做了准备工作，委托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记者进行发问，并引出否定答案。估计这么做是为了给东电和打算投标的运营商施加压力。
通过上述局势，几个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得到重新认识。
首先是手续流程方面的瑕疵，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环境省打算通过行政指导干预运营商的行为。本来应该是通过招投标确定运营商，然后在评估流程中，由经济产业省大臣征求意见，之后环境大臣方可说出意见。而石原甚至在运营商还没进行投标时就进行“口头干预”，这实属作弊。
一位自民党资深议员担心地说：“如果东电停止招标，或者运营商放弃投标，那么本来打算跟随东电的其他电力公司也将停止新建或增建煤炭火力发电站的行动。前首相菅直人曾要求中部电力公司全面停运滨冈核电站，由此推倒了核电站停运的‘多米诺骨牌’，此次也有可能重蹈其覆辙。”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因情况发生变化，日本政府一直未能确定能源政策，这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推进可再生能源及节能，并对是否重新启动核电站作出结论等，然后“在10年内确立电源构成的能源最佳组合”。但是，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加快制定能源基本计划、对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削减25％的目标进行调整方面，缺乏行动力。
一位自民党官员透露：“在今年夏季参议院大选之前，不想触及会受到舆论反对的能源问题。”但是，在优先考虑政党之争期间，由于政府内部无谓的对立而使运营商难以判明前景，电源投资及各电力公司削减成本的工作停步不前，政策的实施推迟，这可谓是本末倒置。
日本“3?11大地震”后，全球的能源形势发生巨变。根据这种形势，尽快提出兼顾电力稳定供应及防止全球变暖的方针，也应该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构成要素。（日经能源环境网 供稿）
